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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漢鎮墓俑——見證雄踞四川一方的政權(下)

2019年10月10日 09:40 來源:華西都市報 作者:賈麗

成漢俑。

圖中綠線區域內為歷史上的成漢版圖。

三星堆青銅人像。

金堂成漢墓發現的凸眼鎮墓俑。

三星堆青銅立人像。

  圖/涼山州博物館提供

  “成漢”后期,也是“漢王”李壽在位的最后幾年,“成漢”交好后趙,在趙石虎“入侵中原、平分天下”的誘惑下,李壽大造船只、整修兵甲,編制七萬軍士欲與后趙聯軍。眼看著華夏大地上其他強族的崛起,以及周圍無數政權的混戰,李壽的臣子心腹,先于他而感受到了唇亡齒寒的威脅。在群臣的極力阻攔下,李壽最終作罷,士兵徒眾高呼萬歲、流淚叩首。

  

  桓溫伐蜀涼山重回東晉版圖

  成漢漢興六年(343),李壽去世,“太子”李勢即位,改元“太和”。與其父輩相比,李勢的政權來得太容易了,好像這“皇帝”天生就該是他的。正因如此,李勢似乎從沒好好琢磨過,怎么樣當一個“好皇帝”。他驕狂貪吝、不理政事,更濫用刑罰、殘害朝臣,一時間“成漢”上下人人自危。與此同時,東晉朝廷內部,也有一位野心家在韜光養晦,步步為營。他叫桓溫,是東晉明帝的駙馬,年紀輕輕便嶄露頭角,最早提出趁“成漢”衰微時西征伐蜀,受到東晉朝堂的一致反對。

  成漢太和四年(347),桓溫先斬后奏,率一萬軍士輕裝急行,長驅直入。蜀地險阻,在沒有任何援兵的情形下,桓溫的西征不被看好。只有其摯友,名士劉惔認為此戰志在必得,且劉惔看清了桓溫的野心,稱攻下蜀地后,只怕東晉朝廷再難控制桓溫。果然,晚年的桓溫獨攬朝政十余年,操縱廢立,欲奪帝位,但那早已和“成漢”無關。

  只看當時的“成漢”一盤散沙,李勢晝夜尋歡作樂,桓溫部隊幾乎未受太大的阻攔,就三戰三勝抵達彭模(今四川彭山),直逼成都。慌亂中,李勢集結所有兵力,在笮橋(位于成都西南)做最后的抵抗。這是“成漢”與東晉之間的一場硬仗,雙方均死傷慘烈,桓溫破釜沉舟得以險勝,李勢則連夜出逃,并向桓溫送上降表。最終,李勢被桓溫赦免,封為“歸義侯”,十四年后病逝于建康(今南京),一方政權也葬送在了他的手里。

  隨著“成漢”的滅亡,其所轄領地重回東晉版圖,涼山亦然。但即便在歷史上有過那么多的交集,涼山乃至整個四川境內發現的“成漢”時期地下文物卻少之又少。除了“成漢”自身的短暫外,也與同時期政權更替頻繁,以及戰爭不斷有關。所以,當1989年涼山境內首次發現成漢墓時,在當時的四川亦僅屬于第二次。且在那之后的二十余年中,只有成都及周邊的什邡、德陽等地,發現過屈指可數的一些“成漢”遺存。

  在有限的出土文物中,幾乎所有的“成漢俑”都一改東漢以來四川陶俑圓潤的面貌,而以奇特的外形存在著,引起了學術界的關注和討論。但基于“成漢俑”發現過少,對其研究資料發表亦少、成果不多,許多問題至今仍未有定論。

  二

  相似的面容陶俑引發的學術討論

  長期以來,學術界對“成漢俑”的族屬問題分為兩派。大多數學者認為,“成漢”政權為賨人建立,所以“成漢俑”應當是仿造了賨人的面部特征,帶有明顯的少數民族風格;而以涼山州博物館前館長劉弘先生為代表的一派,則認為其與巴蜀“三星堆”文化中的青銅人像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。他提出,漢晉時期,蜀地還完全籠罩在濃厚的古蜀文化氛圍中,而天師道吸收了古蜀的巫覡文化,并深刻影響了“成漢”政權,因此,“成漢俑”反映出了賨人的宗教信仰。

  《華陽國志》載:“李特,字玄休,略陽臨渭人也。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,種黨勁勇,俗好鬼巫。漢末,張魯居漢中,以鬼道教百姓,賨人敬信,值天下大亂,自巴西之宕渠移入漢中。”其中所說的“鬼道”,后世稱為“天師道”,又名“五斗米道”,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。賨人因敬信天師道,并值漢末大亂,紛紛遷入漢中,而李特起義時,也因得到天師道首領、蜀中豪族范長生的大力支持,使得流民渡過難關,轉危為安。

  “成漢”建立之初,李雄本想擁立范長生為君王,以緩和流民與蜀民之間的矛盾,但范長生認為自己無法領導流民,于是充分利用信仰的力量“傳授天意”。李雄稱帝后拜范長生為丞相,在其“休養生息,薄賦興教,切莫窮兵黷武”的勸導下,“成漢”一度昌盛,天師道亦成為“成漢”統治集團的精神支柱。

  無獨有偶,在上世紀80年代發掘的“三星堆”器物坑中,的確出現許多與“成漢俑”極為相似的面容,絕大多數三星堆青銅人像均有一些共同的特點:方形臉,眼睛外凸,眉弓凸起,寬鼻闊嘴,大耳招風,頸部頎長,雙手多放于腹前……

  三

  三星堆青銅人像與成漢俑族屬可能同源

  近年,學術界又有了新的觀點,以李紹明、藍勇先生等為代表的人類學、民族學、歷史學家,從面貌和形體反映出來的體質特征分析,認為成漢俑和三星堆青銅人像的族屬很有可能同源,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索德浩先生結合文獻、考古、民族學等材料,對“成漢俑”的族屬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,其認為:

  首先,成漢俑和三星堆青銅人像表現出的人種一致,種族主體為蒙古利亞人種。“成漢”的建立者雖是賨人,但其領導的略陽、天水等六郡流民,多為西北陜甘地區的氐、羌人,體質特征自然以西北氐羌為代表。

  其次,賨人遷至漢中后,屬于當地的少數派,歷經三世或許早已融入氐羌社會,嚴重氐化,而以氐羌為統治基礎的“成漢”葬俗未必會依賨人之風。

  再次,從考古材料上看,賨人分布區域范圍內未見與“成漢俑”造型類似的陶俑,推測其并非賨人遺存。而蜀地在“成漢”以前、以后的歷代也再未使用此類陶俑,確認其為六郡流民的遺存。略陽、天水、扶風、始平、武都、陰平這六郡,世為氐、羌的傳統聚居地,而氐羌及其先民居住的地方,恰恰是三星堆文化的重要來源地。

  在對三星堆的研究中,學者們發現其雖受長江中下游、中原等地的影響,但文化主體來源于“寶墩文化”,并在長期的分析過后,建立了三星堆文化較為完整的考古學文化序列,即:三星堆文化來源于寶墩文化,寶墩文化源于岷江上游的新石器文化,而岷江上游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源頭在甘青地區。

  同時,早在上世紀70年代末,我國著名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就曾提出“藏彝走廊”概念,經過學界近四十年的分析論證,認為藏彝走廊的新石器文化系統主要源自于黃河上游的甘青地區。再結合復旦大學的遺傳學研究,認為新石器時代“藏彝走廊”的人群也與甘青地區存在淵源關系。

  我們可以如此理解,在漫長的幾千年中,成都平原不斷有族群從甘青、岷江上游地區遷徙而來,源源不絕、經久不息,將看似遙遠的西北與巴蜀文化,隱約卻又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。我們更能篤定地確信,縱然文明的面貌從未停止地發生著變化,但延續的精神血脈沒有一刻不指向記憶深處的祖源。藉由著這樣的力量,一代代政權、一個個民族也得以像散落的珍珠,在幽曠的歷史長河中,獨耀一方。

【責任編輯:夕文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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